8月2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下发《关于健全人身保险产品定价机制的通知》（金发〔2024〕18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自2024年9月1日起，新备案的普通型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为2.5%，自10月1日起，新备案的分红型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为2.0%，新备案的万能型保险产品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为1.5%。此外，《通知》提出建立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参考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等长期利率。《通知》进一步要求各保险公司深化“报行合一”，加强产品在不同渠道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各公司在产品备案或审批材料中，应当标明个人代理、互联网代理、银邮代理、经纪代理等销售渠道，同时列示附加费用率（即可用总费用水平）和费用结构。国信非银观点：受长端利率下行及权益市场低位震荡等因素影响，保险公司资产端投资收益持续承压，进而加剧负债端与资产端利率错配的风险。短期看，储蓄型保险产品相较于其他理财产品仍具有刚兑、稳健、长期等优势，出于客户“炒停售”动机，相关政策调整有望带动行业三季度保费收入实现高增。

长期看，随着定价利率的下调，我们预计未来人身险行业将继续深耕产品多元化，向“低保底+高浮动”方向发展，在保险回归保障的同时优化负债端成本管理。建议关注人身险行业龙头及负债端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的中国人寿、中国太保。同时，作为刚性负债成本代表的保险产品收益率下行，利好权益红利策略，打开长债配置区间。

评论：优化产品结构，压降负债成本作为具有长久期资产配置需求的机构，保险公司在“资产荒”及长端利率下行背景下投资收益承压，叠加负债端相对刚兑且具备较高偿付资金需求的影响下，利差损风险进一步加剧。

1. 1978年至1998年：市场自由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重启人身险行业，行业整体处于起步快速发展阶段，叠加缺乏统一的监管政策，监管部门并未对人身险公司预定利率进行政策上的干预，各险企针对自身需求对预定利率进行规划和调整。受《保险法》等因素的影响，彼时保险公司大部分的资金主要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放于银行，因此保险资产端收益率与银行存款利率挂钩，为实现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匹配，大部分人身险企预定利率在8%至10%左右，进而导致后续人身险公司因利差损遭受巨额损失。

2. 1999年至2012年：初步干预阶段

自1996年开始，中国进入利率下调新周期，央行连续8次降息，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调至2002年的1.98%，对保险公司而言，资产端投资收益的大幅下降，使得负债端持续承压，高预定利率与低投资收益已难以维持各人身险公司的持续经营。因此为规范行业预定利率，进一步打造良性竞争环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保监会）于1999年6月10日紧急下发了《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规定新寿险保单的预定利率不得高于年复利2.5%，同时不得附加返还利差损的条款。此举旨在推动人身险企结合长期风险管理需求更加理性和审慎的制定预定利率。然而过去人身险公司主要依赖传统型保险产品，其灵活度相对较低，同时能够满足的保险保障需求也相对有限，与此同时，随着定价利率的下调，传统寿险的保费上涨，使其销售端的吸引力持续下降，行业整体竞争加剧，进一步催化了行业转型的需求。

3. 2013年至2019年:引导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2013年迈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原保监会对市场实施费率市场化改革，发布了《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62号文），要求新保单的预定利率从2.5%上调至3.5%，而年金险的预定利率的上限为3.5%的1.15倍，即4.025%。同时，参照国外发展经验，国内市场也逐步引进了分红险、万能险和投资连结保险，使得产品结构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人身险市场向多元化发展。